不意想，于鲁迅先生纪念日（十月十九日）竟读到了《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译本里的章节，乃哈金所写的《周豫才以鲁迅为笔名写〈狂人日记〉》。鲁迅与《狂人日记》，对现代文学之意义自不待言，能先睹此章也是快事。不过，不看不打紧，看后吃了一惊：不仅是写作方法的选择，且在文章之硬伤。前者可讨论，可商榷，但史实的硬伤，却如米饭中的沙粒，总是让人不快，不得不剔拣出来。

　　哈金说：“在街上遇到玄同之后，豫才知道不能再拖了，今天就得写。他已经读过几百篇外国作家的短篇小说，其中很多都是译自其他语言的日、德译本，因而他对这一形式略有所知。不过他从没写过小说，不确定写不写得好。”另有一处云：“整整十二年豫才都没有写出一篇文学作品。”

　　这里所言，是认为鲁迅在写《狂人日记》前从未写过小说，所谓“整整十二年”，指日本留学期间至一九一八年。但事实上，鲁迅在一九一一年写过文言小说《怀旧》，一九一三年刊登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期（恽铁樵主编）。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鲁迅致杨霁云的信中写道：“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登在《小说林》（？）上。那时恐怕还是在革命之前，题目和笔名，都忘记了，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的，后有恽铁樵的批语，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鲁迅对自己的作品不太在意，记不清了，且记错所刊发的杂志，而周作人在日后的回忆更为明了：“他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年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用古文写过一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型，写革命前夜的情形，有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色彩。这篇文章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称赏，登在卷首。”

　　在谈起促成鲁迅写《狂人日记》的重要人物钱玄同时，哈金这样写：“饭后他沿着尘土飞扬的街道往回溜达，不期然碰巧遇到了钱玄同（1887-1939）。此公是文学刊物《新青年》的主编。”短短的一句话，问题有二：一是《新青年》是文学刊物么？恐怕不是，不仅《青年杂志》时期和一九二〇年移往上海时期几乎不刊登文学作品，即使在新文化运动的那几年，《新青年》之上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占太大篇幅，仅仅是其中一个板块而已。《新青年》是综合性的文化、思想刊物。再有，钱玄同是《新青年》的主编？这不确切。陈独秀是这本刊物的总负责，北京时期的杂志运行，一度实行轮流编辑制，成员有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等。

　　对钱玄同与鲁迅的关系，哈金这样讲：“玄同又说起了豫才答应作的文章，并提醒了期限。豫才对他的感情颇为复杂。玄同面目和蔼，夸夸其谈却懒得去作实在的文章，可是又在一帮热心发动文学革命的年轻学者中扮演着领袖的形象。玄同往往掷出些偏激的点子任由他们领会或是争论。可是无论如何他和豫才在日本时曾追随同一个老师研习经典，豫才只好把他当个朋友。”这段话的意思大致是鲁迅其实不太喜欢钱玄同，和他交往勉勉强强而已。鲁迅在晚年，的确对钱玄同有看法，并有言语的讥讽，这在日记及给许广平的书信中都有记录，但在上溯十几年前的绍兴会馆时期，鲁迅对钱玄同的态度是这样么？我未见有任何文字这样说。且《呐喊·自序》里，鲁迅写金心异（即钱玄同），是有温暖的情绪在的，一个很热心鼓动朋友写作的人在描述中活现出来。在没有足够的考据之前，以十几年后的二人关系去推断早年的事情，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对鲁迅离开绍兴，哈金说：“他靠朋友帮忙在北京找了事做，藉此远离母亲逼他娶的那位小脚的妻子。”这句话也不能说就错了，但还是有些别扭。事实上，一九一二年，应蔡元培先生之邀，鲁迅前往南京的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次年，教育部迁往北京。不要让人误会鲁迅直接去北京“找了事做”。还有一句话：“豫才和二弟作人（1885-1967）以学问渊博、思想自由闻名，可是弟弟已在北京大学任教授，豫才却只是教育部的一个小小佥事。”这里抬高教授，压低佥事，但一九一〇年代的北京，教授未必如何高，佥事未必如何低（且一九一八年鲁迅在教育部的月薪三百元，周作人任北大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元）。若真的社会地位悬殊，鲁迅日后在北大任教，他何不干脆离开教育部，到北大得了，并没有，因为没有谁比谁高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