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诊几分钟,候诊几小时儿科资源短板待补齐

2017年09月22日 17:21  人民日报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有13名医生,一天最多要做16台手术,医生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10个小时。该院前段时间成功为一名患肾母细胞瘤的2岁女童完成肿瘤切除手术。图为该院小儿外科医生黄文华(左)和手术室护士郑伟熙在手术前安抚女童。新华社记者宋为伟摄

  “候诊3小时,看病3分钟”是很多家长带孩子看病的感受。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千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生数仅为0.53,远低于发达国家的0.851.3,儿科医生缺口很大。目前,我国儿科医生供给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很多医学生不愿选择儿科专业,毕业后不愿去儿科工作,儿科医生流失率较高。儿童看病究竟有多难?儿科医生为啥供不应求?如何破解儿童看病难?从今天起,我们推出“追踪儿童看病难”专题报道,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

  ——编 者

  孩子看病候诊长

  我国儿科医生本来数量就不够,加上二孩政策放开,儿童数量增加,儿科医生紧缺问题更突出

  “带孩子看病真难。”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张女士对记者说,一天凌晨,3岁的女儿乐乐突然发烧,张女士当时用湿毛巾给乐乐擦拭了额头和手脚,还喂了一些退烧药,希望她能好起来。

  早上7点多,张女士给乐乐喂早饭时发现她的牙龈红肿,舌尖上出现了疱疹。“当时,害怕乐乐得手足口病,决定赶快带她去附近的医院。”张女士说。

  “当天排队挂号的人并不多,心里暗自庆幸这次看病应该不折腾。”张女士说,带女儿到医院,一会儿就挂上了号。“当发现乐乐的就诊序号是280号时,心里的庆幸瞬间消失。”张女士说,根据以前看病的经验,女儿可能要到下午才能看上病。

  张女士带着女儿去护士台分诊,发现候诊区的椅子上坐满了带着孩子的父母,正在就诊的序号刚到69号。原来,张女士虽然避开了挂号的高峰,但赶上了候诊的高峰。

  负责分诊的护士让张女士带乐乐先去做指血检验,以确定疱疹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等了1个小时,张女士拿到检验结果,发现才叫到132号。“这时乐乐病恹恹的,趴在我的肩膀上,一动不动,说医院太吵想去外面。”张女士说。

  中午12点,张女士带着乐乐到候诊区查看叫号情况,发现刚到187号。中午下班时间到了,专家门诊和两个普通门诊已关闭,剩下的两个门诊还在加班接诊,分诊台的护士也在值班。

  “整个上午,乐乐很听话,但中午越来越不安,哼唧不停。我感觉她的小身体更烫了,测体温已经烧到39度。”张女士回忆,一旁的分诊护士建议她们找个相对安静的地方休息,让小孩子放松下来,下午2点再来等。张女士带着女儿在医院一个角落找了椅子坐下,叫了外卖,草草解决了吃饭问题。

  “一直等到下午2点多,乐乐才看上病。”张女士说,医生确诊乐乐是病毒感染导致的急性疱疹型咽峡炎,开了一些退烧贴和消炎药。张女士计算了一下时间,算上排队挂号,医生看了不到10分钟,自己花了近5个小时。

  “儿童看病难的根本原因是儿科医生太少。”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副会长、首都儿科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杨健认为,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儿科医生本来数量就不够,加上二孩政策放开,儿童数量增加,儿科医生紧缺问题更加突出。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主任秦炯分析,上世纪90年代,儿科萎缩很厉害,很多医院甚至撤了儿科。近几年来,不少大医院逐步恢复儿科,但恢复的速度和数量有限,床位数和专业科室仍太少。很多高龄父母加入生育队伍,孩子出生患并发症的风险加大,就医需求更大,进一步加剧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

  “儿童专科医院缺乏,也是儿童看病难的原因。”杨健说,以北京为例,在公立医院中,地方儿童专科医院有2家,部队有1家,总共3家。相对于庞大的人口规模,儿童专科医院太少。

  儿科资源缺口大

  全国广义儿科医生总数只有13.5万人,儿童专科医院共73家,且分配不均衡

  今年6月,中华医学会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基础数据)》显示,全国广义儿科医生总数只有13.5万人,儿童专科医院共73家,其中东部41家,中、西部加起来才32家,儿科资源稀缺,且分配不均衡。

  国家卫计委、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每千名儿童职业(助理)医师数达0.69名。专家表示,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预计到2020年,我国儿童数量超2.9亿人,若要实现每千名儿童0.69名儿科医生的目标,儿科医生缺口近9万人,若按发达国家每千名儿童0.851.3名儿科医生的标准,我国儿科医生缺口在20万人以上。

  “儿科不挣钱。”杨健说,过去医院发展比较均衡,儿科还是发展的重点。当很多医院开始以经济效益为导向时,儿科发展就出现困难。儿科收入相对低,检查少,用药少,特别是在原来以药补医的政策下,医院要发展、要营利,不挣钱的科室就要减少,所以儿科就成为被削弱或取消的对象。

  秦炯认为,儿科的人力、物力、技术等成本更高。比如采血,给成人患者抽血,他们不会抵触,最多2分钟就结束。而小孩会害怕甚至哭闹,拒绝抽血,需护士过来帮忙控制,强制抽血。如果小孩挣扎,可能没有抽到血,反而碰坏针头,需再次抽血。这些多耗费的人力、物力在原来的医疗定价体系里面并没有体现,医院发展儿科的积极性不高。

  过去,儿科医生的教育培养还存在一些问题。从1999年开始,教育部为拓宽儿科医生的专业知识面,决定医学院不再招收儿科本科生,到研究生阶段才细分儿科专业,从此本科层次儿科医生的来源被切断,一些医学院甚至取消了儿科系。从1999年到2015年,全国儿科医生仅增加5000名。近几年,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多所医学院校开始逐步恢复儿科系。

  “当时医学院取消儿科系,出发点是好的,因为从事儿科工作也应有通科的医学知识,但是改完后问题就来了。”秦炯说,医学毕业生选择儿科的非常少,导致儿科医生供给减少,而且选择儿科的普遍是成绩相对较差的毕业生,导致儿科医生整体质量不高。“许多医学院陆续恢复儿科系,将会增加儿科医生供给,但还需要一段时间。”

  儿科医生流失多

  儿科不是“小儿科”,接诊患儿时,需要医生有更好的判断能力和沟通能力

  家住河北保定的4岁患儿小尧咳嗽了一个多月,吃了消炎药也不管用。为了让小尧得到更好的治疗,妈妈王女士带他到北京儿童医院就诊,该院呼吸科主治医师郭琰接诊了小尧。

  小尧由于年龄小,不会表达,就诊过程中都由王女士来描述病情。郭琰用听诊器测小尧的心跳和呼吸情况,诊断病情为哮喘,左眼患有轻微的结膜炎。郭琰给小尧开了一些药物,并向王女士介绍哮喘的症状特点和未来的治疗要求。

  王女士拿到药又带着小尧回诊室。原来,郭琰开的药中有一种气雾剂叫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粉吸入剂,患者未经医生指导都不知道怎么吸。郭琰要小尧拿着比鼻烟壶稍大的小药瓶先模拟吸一次,看是否正确。果然,小尧的吸入方法完全错误。

  “吸药之前先尽量把肺内的气体呼干净,吸气的时候要用力而且连续,有一定的爆发力。吸气完毕后不要着急呼吸,憋气尽量长一些,给药物一个沉降到小气道的时间。”郭琰说,如果吸药方法不对,药液不能很好地到达肺部,治疗效果会打折。郭琰接过小药瓶,亲自示范。然后,他又建议小尧按照正确的吸入方法再练习两次。

  “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按正确的方式吸药,不然药都浪费了。这么小的一瓶布地奈德价值170多元。”郭琰说。王女士不断点头,表示回家一定好好盯住儿子用药。

  “儿科不是‘小儿科’,接诊患儿时,需要医生有更好的判断能力和沟通能力。”杨健说,很多人认为儿科很简单,其实不然。儿科又称“哑科”,因为患儿表达能力差,有的患儿只有几个月大,病情的描述几乎全靠家人。儿科的疾病严重程度和复杂程度不亚于成人,有很多成人疾病在儿科也有,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等。但很多儿童的病,成人不一定会得,比如一些复杂的先天性罕见病,这对儿科医生提出了更高要求。

  “给儿童看病最大的风险,是一些很重的病没有看出来。”秦炯说,儿童很多重病的症状表现跟常见病差不多,比如咳嗽、发烧、疱疹等。例如夏秋季节儿童容易患细菌性痢疾,很简单的病,但是有10%的患儿是中毒型的,发病症状是抽风、休克、高烧,没有痢疾的症状,如果24小时内不能及时正确救治,死亡率在50%以上。如果医生经验不丰富,很难想到是中毒性痢疾。这种痢疾很容易治,患儿注射或者服用抗生素,很快就能康复。“关键是这种痢疾一开始没有腹痛腹泻的症状,所以考验着医生的判断力。”秦炯说。

  每天早上7点半,郭琰就赶到病房,查看患儿的状况,与家属聊聊病情;下午六七点才下班,开车到北京东四环附近的家将近8点,如果遇到堵车会更晚。“患儿太多,加班是常态。晚上回到家吃完饭,儿子都准备睡觉了。”郭琰表示,儿子上小学一年级,自己从来没时间去接送,也没时间教儿子看书学习,这些都由妻子完成。“尽管儿科很忙,但收入相对较低,有很多儿科医生都辞职转行了。”郭琰说。

  “儿科医生的收入,确实不如其他科室的医生。”秦炯说,按照工作量来算,儿科医生的付出更多,但回报太少。同样是看病,儿科医生需要花更多时间哄孩子,控制孩子情绪。

  《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基础数据)》显示,最近3年,我国儿科医生流失人数为1.43万人,占儿科医生总数的10.7%,其中35岁以下医师流失率为14.6%,占所有年龄段医师流失的55%,综合医院的流失率远大于儿童专科医院的流失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