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平均要参加200次左右的酒宴,送出四五万元份子钱”“‘整酒风’变成了‘整酒疯’,人情债成了还不起的债”……“新华视点”记者近日在重庆、湖南等地采访了解到,当前,“无事酒”盛行已成为部分地区基层群众难以承受之重。为了刹住这股歪风邪气,不少地方政府出台“治酒令”。“治酒令”能否刹住“整酒风”?
有的地方“整酒”陷恶性循环,农民一半收入交了份子钱
“我去年‘吃酒’花了4万多元,人情负担实在太重了,真的有点吃不消。”在湘西北石门县白云镇,一位姓杨的酒坊老板对记者说。
在石门县,遇到红白喜事会摆“流水席”招待宾客,应邀出席的亲朋好友随“份子钱”表示心意,这种风俗被称作“整酒”“吃酒”。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一些地方,除了传统的婚丧嫁娶以外,这两年“整酒”名目越来越多,迁新居、考大学、过生日都是一些群众整酒的理由,甚至怀孕整“保胎酒”、出狱整“洗心革面酒”。
“整酒”花样层出不穷,已成为部分群众沉重的负担。重庆三峡库区农民吕才富给记者算了笔账:当地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平均不过三四万元,有些人份子钱就要交两三万元。
“一半多收入交了份子钱。”吕才富说,一些村里的低保户本来就收入低,靠国家发的救助钱过日子,现在却还要拿救助钱当份子钱。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整酒”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一些人送过钱,就会想办法将钱捞回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找个名目“整酒”。在三峡库区,有的家庭为了赚钱,一年能摆两三次酒,摆完了“生日酒”摆“升学酒”,摆完了“升学酒”,又开始摆“乔迁酒”。
在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重庆巫溪,一些农民不堪“无事酒”重负,甚至编了顺口溜:年年“整酒”有搞头,两年“整酒”打平手,三年才办冤大头。
治酒规定千差万别,整治效果各不相同
目前,针对“整酒风”不良现象,多地已出台“治酒令”。记者梳理发现,各地“治酒令”相关规定差异较大:
——有的地方只限制党员干部“整酒”,有的地方则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一起管。比如石门县的治酒令限制的对象是党员干部等公职人员;而重庆巫溪、巫山,贵州绥阳、习水等地在整治过程中,将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一并纳入。
——各地普遍规定,除婚丧以外,不得以任何理由“整酒”,但在具体的参加人员以及“整酒”的规模上,规定并不一致。比如,重庆巫溪将婚宴桌席限定在15桌(150人)以内,贵州六盘水则规定,嫁娶双方合办婚宴的规模控制在30桌(300人)以内。
——对党员干部,各地普遍用党纪进行规范,严重者会被免去职务、开除党籍;但对普通群众,在违规“整酒”的处罚措施上各不相同,有的要求公安、食药监等部门进行查处,有的处罚饭店老板,有的甚至取消低保资格。比如,三峡库区一乡镇规定,违规“整酒”的村民“取消低保、贫困户评定资格”。
“治酒令”出台后,在一些地方已初显成效。姚琼是巫溪县上磺镇的一名个体户,她有个专门的账本记录份子钱。在这个账本上记者看到,两年前她平均每年交份子钱4万多元,自从整治无事酒后,年均仅3000元左右。“整酒风气刹住了,我的负担轻松多了。”姚琼说。
与此同时,记者调查发现,“治酒令”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效果差异较大。在只规范党员干部整酒的地方,党员干部管住了,但普通群众整酒之风依旧盛行。石门县的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记者,2013年该县明确规定除婚丧嫁娶外,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国企员工一律不准整酒。在严令禁止下,石门县公职人员整酒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但是民间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整酒风依然如故。
有些地方虽然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一起管,但因为对后者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群众整酒之风依旧。秦巴山区一贫困县整酒办负责人向记者坦言:“整酒措施对普通群众的效果不好,因为没有太多办法。”
治酒须掌握界限 应注重订立村规民约移风易俗
值得注意的是,在治酒过程中,有些地方的整治措施也引起争议。比如,有的地方规定,复婚不准操办酒席、群众操办婚嫁酒须填写申报表等。
“大操大办的铺张宴请风的确已成为群众不小的负担,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遏制‘歪风’,但规范不宜‘越界’,不能超过法律法规的授权限制群众置办酒席的正当权利,模糊‘公私’界限。”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授李萍说,各地最好通过发动乡贤、订立村规民约、激活乡村自治机制来引导民间移风易俗。
记者调查发现,为了刹住“整酒风”,不少地方已经在探索利用村规民约进行引导。湖南省宁乡县大成桥镇大成桥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分别制定章程,在倡导从新从简办理红白喜事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比如,“村民办红喜事,理事会送窗花剪纸、对联、自制花盆等”“村民办白喜事统一送慰问金200元、送挽联、花圈、鞭炮等,村干部不另送礼”。
巫溪县在整治“无事酒”的过程中,村规民约也起到重要作用。“根据我们整治的经验,村规民约很好地填补了制度的漏洞。但要让村规民约落到实处,还需要从党员干部抓起。”巫溪县纪委书记张治民说,一方面要求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引导民风好转;另一方面还要对其严格责任追查,以防“无事酒”整治措施落实不到位。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倪洪涛建议,刹住“整酒风”应走出处罚依赖症,政府可以用行政奖励等柔性方式进行引导,对不大操大办的实施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