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孙三人晚饭后靠在后墙休息，孩子们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刘飞越／摄

 

　　留守的孩子一个人在炕上玩。刘飞越/摄

 

                                   

　　两位老人各自照看自己的孙子，孩子的父母都去新疆打工了，一年只回来一次。刘飞越／摄

　　卢佳雁把父亲告上了法庭，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回来陪过自己。

　　很难说这个小女孩儿的愿望是简单还是复杂。走上法庭的时候她7岁，在一个没有父亲的世界里留守了整整7年。她出生的第15天，父亲赵兵伟离开了，丢下句“要去找活”，从此再无音讯。诉诸法律几乎是她走出困境的最后一条路。

　　199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就明确提出父母双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该“将儿童的最大利益视为主要关心的事”，儿童与家人团聚的权利成为早就立下的文明标尺。但现在，对于不少孩子来说，与父母团聚还是一种奢望。

　　在卢佳雁长大的贵州毕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黑石头镇，像她这样的留守儿童有841名。在毕节，这个数字是26万。在全国，妇联曾经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测算，有6100多万名儿童在缺少父亲或者母亲的环境中成长，根据最新的留守儿童摸底情况，902万名16周岁以下的孩子父母双方皆外出务工。

　　这些孩子以各种方式盼望着父母回家。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关爱留守儿童晚会上，来自江西的留守儿童在舞台上呼唤远方打工的父母。重庆渝北区教委曾组织全区的500名留守儿童代表给爸妈写信，希望他们不要加班，回家过年。湖北十堰市的一个9岁小男孩把呼唤登在了报纸上：“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想你们！”

　　近日，经国务院批准，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为主题的农村儿童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底由民政部、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在全国联合开展。民政部部长黄树贤表示，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中首先要着力解决监护缺失问题。对不履行监护责任的父母，要依法予以训诫。

　　而在此之前，卢佳雁和家人就决定把她的父亲赵兵伟告上法庭。

　　消失的父母

　　开庭的日子定在2016年3月26日。

　　赵兵伟最终也没有出现在被告席上，一如此前缺席了女儿的人生。法庭观众席也几乎空着。对于这个小镇的大部分居民来说，这只不过是个阳光很好的普通冬日下午，要赶紧做点儿晾晒家事。

　　在人口不到5万的黑石头镇，一个孩子被父亲撇在了家里，这算不得什么稀罕事儿。

　　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有人走出大山开始，这个藏在云贵山区深处的小镇就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着劳动力。截止到今年7月，根据镇政府的统计数字，镇上还有475户家庭的日常生活中缺少父亲或者母亲。

　　镇子的核心是一条街。整条街上的人都沾亲带故。那是繁华的所在，画着还珠格格的塑料盆和不锈钢锅碗从店铺的卷帘门里漫到了街上。牛车路过少数民族妇女的高高背篓，又被音乐震天的摩托车超过。

　　晚上，卷帘门拉下，街道显得有点空荡。老人抱着年幼的孙辈对着电视，青少年则三三两两聚在某处路灯光里。

　　手机的蓝光照亮了他们的脸。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调研时，经常在乡村漆黑一片的夜晚看见这种蓝光。“到处都是这样玩手机的孩子”，离家的父母“觉得实在亏欠”，就会给他们买手机，而孩子也确实没有别的事可干。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家庭教育的缺失是很难弥补的。学校的教育是为了考试，一个人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的看法，都是由父母决定的。”从10多年前就开始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叶敬忠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会影响社会未来的稳定。”

　　叶敬忠的担心，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在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威尔看来，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婴儿应该与母亲或稳定的代理母亲之间有连续不断的温暖、亲密的关系。而且一旦错过关键期，儿童依恋难以重新建立，个体会出现情感不稳定的状况，面对挑战时也容易出现易怒情绪。

　　可如今，向外流动的人潮冲散了稳定的家庭结构。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在丧失立足之地。

　　与外出务工父母的短暂分离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项针对河南北部农村的问卷调查显示，26.2％的农民工一年或超过一年才回家一次，29.7％的在外务工者一个月或更长时间才通过手机等通信手段与家人联系一次。由于夫妻长期分居，情感淡化，“空心村”婚外恋呈现出增高的趋势。

　　农村闪婚的风俗正在蔓延，离婚率也在不断攀升。在流出人口最多的四川省， 离婚数量连续六年全国第一，部分农村的离婚率已经高出城镇水平。

　　在中国农村，赵兵伟的离家出走并非个例。在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记者曾发现151名留守儿童中，有43名儿童的母亲那一栏标注的是无联系、失联、离家出走未归等字样。而在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失去母亲的131名在校生中，116人的母亲逃婚或者改嫁了。

　　邵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根据报道，有相当数量的母亲曾遭遇家暴，甚至是被拐卖来的。也有逃离的母亲是“追求自我解放”，不愿意留在乡间受苦。“母爱的本能被贫困击溃、被经济大潮淹没。”有媒体评论。

　　失衡的童年

　　卢佳雁的母亲也曾感受到经济大潮的冲击，不到20岁就走出黑石头镇。从县里到市里，再到深圳、北京，她干过服务生，也做过洗脚小妹。终于，赚到了梦想中的彩色电视机，和许多让人羡慕的物件。

　　2006年春节，29岁的她被连连逼问何时结婚，干脆赌气发誓，这一年一定会把自己嫁出去。安徽阜阳的小伙子赵兵伟就在这时出现在她面前。如今，她只记得那个男的“穿着风衣”，“笑起来很帅”。当年春节，两人在黑石头镇摆了几桌酒，算是结婚了。

　　谁也没想到，后来只是听说妻子生了个女孩，守在产房外的赵兵伟就表现得“不太高兴”。他拒绝探视，并从此消失。

　　赵兵伟离家之后，佳雁的母亲曾发了疯似的找了三天三夜。但是直到这时她才发现：自己除了两人打工所在地和家乡的名字，什么都不知道。

　　“农村婚恋状况的变化严重影响儿童家庭环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指出，“孩子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在后来被媒体称为“无妈乡”的湖南黄荆乡，青山完小是“失母儿童”最多的学校，校长刘向阳说，他们学校的“失母儿童”最多的时候有83人。孤独、内向、自卑、没有安全感，是这些“失母儿童”的共性。

　　刘向阳曾对媒体称，这些孩子多数学习成绩不好，还有的孩子逃学、甚至破罐子破摔。

　　没有母亲，这些孩子的家庭教育面临巨大缺失。一项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作出的研究称，母亲外出会使儿童辍学的概率显著增加13.4％。

　　教育还只是父母离家后留下的缺口之一。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留下一个又一个空心的村庄。2012年5月6日，江西宜春一家5名留守儿童水塘溺水死亡，全村找不到一个年轻人施救。

　　2015年6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研究报告》，发现在之前一年，49.2％的留守儿童遭遇过意外伤害，比非留守儿童高7.9个百分点。意外伤害的发生源于留守儿童安全防范意识和知识的缺乏，但更多的是父母及监护人履责不到位。

　　就在调研报告发布前不久，人们在43名母亲出走的毕节市七星关区茨竹村的一幢三层小楼，发现了4兄妹农药中毒，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而3年前的冬天，也是七星关区，5名男孩在垃圾箱里烧炭取火，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对于4兄妹喝农药的悲剧，当地许多村民归结为孩子严重缺乏父爱母爱的结果。

　　“爸爸妈妈要么都不在家，回家碰到一起就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孩子的姨奶奶潘玲曾经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孩子的父亲张方其大约10年前开始出门打工，母亲渐渐有了外遇，双方的感情最终在2013年彻底破裂。孩子的母亲离家出走，张方其独自带着4个孩子生活。

　　这个家庭并不贫苦。村民说这栋修于2012年的楼房“大概花了十几万元”。第一批采访的记者进入时，在厨房发现了几条腊肉，还有一个房间的角落里堆着3麻袋玉米，“大概有1000来斤”。

　　但是，小洋楼里，几个孩子无依无靠。父亲打工整年不归，他们的母亲通过一个上网的老乡才得知家里的消息，“我觉得像是我家里的事情。”在此之前她已经一年没有见过4个孩子了。上一次回家，她只停留了一天就离开了。

　　“这些娃娃的心里话都跟哪个说呢？那么多话还没说，那么小，就走了，都走了……”潘玲说。

　　停不下来的脚步

　　卢佳雁也有许多心里话，好久都没有跟人诉说了。爸爸出走没多久，妈妈也离开了家。在大部分时候，卢佳雁都和外婆一起住在山上的老房子里。

　　赵兵伟的出走，只是这个家庭开始失衡的第一步。没有了爸爸不仅意味着卢佳雁的童年生活缺少了支撑，更意味着这个家的经济少了一根重要的支柱。她妈妈不得不出去打工。

　　卢佳雁和父母的分离只是全国情况的缩影。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放开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闸口，从那时起，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就一路扩大。到2015年，中国农村外出民工数量已超过1.6亿人。

　　在叶敬忠看来，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是经济力量的一种无声强制”。原本存在于农村的乡土社会正在受到商品化的冲击，“什么东西都要拿钱买，而且很多价格越来越高，使得农民必须有很多现金才能支撑生活。”

　　卢佳雁所在的毕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是国务院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据县政府干部介绍，这里的许多年轻父母婚后回乡，孩子足岁后又匆匆踏上打工之路。

　　如今，一些改变正在发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2010年开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开始超过城市，2014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首次降至3倍以下，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

　　从2011年开始，农民工总量持续回落。但是，目前，这些隐藏在数据里的变化，还不足以改变持续了30多年的人口流动大潮。卢佳雁的妈妈也被裹挟其中。

　　在任何城市，任何时间，妈妈都想着卢佳雁。但母女俩的实际交流并不算频繁。每隔一段时间，她会和女儿通电话。间隔有时一个月，有时是两三个月。

　　叶敬忠曾在河北、宁夏等地对留守孩子进行访谈。他发现，受访的孩子中88.2％只能通过打电话和父母联系，其中超过一半通话时间在3分钟以内，超过六成的联系频率在一周或者更长时间以上。

　　调查还显示，有24.2％的留守儿童与照顾他们的成人很少或从不聊天。

　　“近40年来，以经济快速发展为标志，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最弱小社会群体的儿童，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状况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生存环境，包括家庭环境持续相对恶化。”陆士桢说。

　　在邵阳县黄荆乡，有媒体探访时发现一名小学生在作文里写道“妈妈，自从你离开，我的心里就打了一个结、留了一道痕；我心中的结只有你才打得开，我心中的痕只有你才抚得平。”贵州毕节4兄妹农药中毒死亡后，人们在田坎乡小学的留守儿童档案里，发现兄长张启刚的“需要关爱内容”一栏明明白白地写着“情感关爱”。

　　“要是我能好好开导他们，应该是不会出这种事情，现在我想，我对不起他们，我好想和他们一起走了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事发后，4兄妹母亲曾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无法承担的重负

　　7年时间里，卢佳雁已经习惯了缺失父母的日子，生活中的许多空白都是靠学校陈老师填充。

　　在教室之外，卢佳雁每月至少会见到一次陈老师。为了填补留守儿童生活中的空缺，黑石头镇要求对每名留守儿童确立1名镇机关干部、1名教师和1名村干部进行帮扶和联系，要进行“一月一走访一辅导”。

　　在全国范围内，把这个担子挑上肩头的并不只有黑石头镇。继《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今年2月发布之后，截至10月底，已有26个省份出台实施意见，这些意见大多要求乡镇政府、村（居）委会发挥作用。

　　而在此之前，2013年，教育部、全国妇联、中央综治办、共青团中央和中国关工委5部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意见包括科学规划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全面建立留守儿童档案等等。

　　在黑石头镇，卢佳雁盼望着陈老师每月一次的家访。每到家访的日子，她不断地跑出屋门查看。但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看来，这意味着更多棘手的问题。她发现很多留守儿童有“恋师”的现象，可许多老师很快就调走了。“年轻的老师在乡村里看不到前途，而且留守儿童给了老师额外的工作，但是待遇没有提高。”

　　“有时候我都在想我们的本职工作，究竟是教书，还是照顾留守儿童？” 毕节市一名小学教师张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山里各户相距遥远，他有时候整个周末都在山道上度过。他正带着毕业班，教学任务繁重，能牺牲的只有私人生活。

　　即使教师已经在极尽全力，“学校的教育力量有限，如果没有家长的配合，很难做好。”有老师告诉张旭东，好多留守儿童 “跟老师说家里有事，跟家里说老师有要求”，实际却不去上学也不回家，在外游荡。

　　为了让父母回归家庭，老师会向不知身在何方的父母确认身份信息和打工所在地，规劝他们 “孩子需要你们”。

　　但是很多时候，教师发出详细又客套的信息后，相隔很久，才能得到父母的回复。通常是“是的，我在某某地，过年回家”，或者更匆忙的版本 “我在工地”。

　　需要家长回来解救的，远不只是学校的老师。

　　卢佳雁所处的毕节市，早在2012年5个孩子惨死垃圾箱的新闻发生后，每年就拿出约6000万元经费，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作为留守儿童大省，贵州也在2014年4月由省教育厅和省妇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建设及留守儿童管理的通知》，提出在全省农村寄宿制学校建立800个标准化农村留守儿童之家。

　　以毕节市素朴镇为例。根据媒体报道，镇上总共有1620名留守儿童，108名镇干部和84名村干部，平均下来每人要负责11名留守儿童。镇长在去一户留守儿童家家访的途中接到孩子的电话，不得不连连保证“爸爸今天一定回去，晚上晚点回去”。

　　“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成了留守儿童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中，经常听到毕节市的政府工作人员这么自嘲。

　　但这仍无法阻止留守儿童的极端事件连续发生。“一些父母极不负责任，听说政府给钱养孩子，直接把孩子往这儿一领，说出了事儿你们负责。”一位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愤愤地说。这位工作人员还见过许多父母，只负责每个月寄钱回家，“你说，不回家关心孩子，算不算履行了父母义务呢？”

　　有媒体报道，毕节市黔西县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曾接到村民电话称“我要出去打工了，你们把我娃娃看好”。村干部在劝返留守儿童父母回家时，也有家长说，“你们喊我回来，给我多少钱？”

　　“父母的监管功能是无法替代的。”张旭东对记者表示，“意外伤害这种情况，如果父母在，得到更及时的处理。”而孩子成长过程中“规则意识的培养”，也需要父母的陪伴。全国妇联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儿童犯罪率一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且有逐年上升趋势。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全国的抽样调查发现，仅36.3％的未成年犯在入监前能和亲生父母长期生活，35％的未成年犯认为人生最大幸福是有温暖的家庭。

　　2013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助理教授张丹丹进入南方沿海某市一所男子监狱调研，发现仅在这所监狱中，不少服刑人员都有留守儿童背景。“他们共同点是情感缺失明显，特别爱冒险，又缺乏从父母那里得到价值观塑造的机会。”

　　“很多地方把父母外出的孩子单独养了起来，政府做多了家长就会退却。政府应该提供条件，提供帮扶措施，保障家长依法履职。”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主任科员林依帆说，“政府难以承担和应对所有的问题，特别是留守儿童这种工作对象是专业化多元化，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在黑石头镇，起诉卢佳雁的父亲，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针对父母多年外出打工，孩子长期缺乏家庭温情的留守儿童，毕节市采取了劝返其家长回乡创业就业的措施。禄登敏也曾是被劝返对象之一。她“想回来却没法回来”——生计怎么办？

　　接近2015年春节，黑石头镇领导班子开会，有人又提起了卢佳雁母女俩——她们一直是重点关注对象。

　　“能不能把这个父亲找回来？不能只生不养啊。”

　　艰难的诉讼

　　起诉卢佳雁的父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第一步就是将法院传票送到消失已久的赵兵伟手中。

　　为此，黑石头镇民事法庭的法官老章和两个同事轮流开了三天车才到达赵兵伟的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阜阳市。陌生的街市和黑石头镇的街道差别并不大。许多商铺还没开门，显得更加萧条。

　　赵家的铁门上锁，锁孔已经有锈了。透过铁门，老章看见一颗大石榴树，似乎已经枯死了，叶子掉落一地，没人打扫。

　　村头的早点摊主告诉他们：姓赵的那家全家都出去打工了。后来，盖着公章的法院传票，被牢牢粘在了铁门上。

　　在诉讼中，这还不是老章面临的全部困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一般法定代理人，都由父母担任。在老章看来，当“留守儿童”需要起诉父母履行义务时，事情变得麻烦了。因为被告席上和原告席上很可能是同样两个人。后来，在实际起诉中，黑石镇的法律服务所的一位工作人员作为卢佳雁的代理人，出现在法庭原告席上。

　　“就是为了实验这条路是不是走得通。”老章说。案件开始审理前，老章就料到这起案子有多复杂。“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在基层干了大半辈子的法律人明白这道理。可是他将这次诉讼看作一个试验，如果法律追责行得通，那么受益的不只是卢佳雁一个孩子。

　　不止老章一个人把法律诉讼看成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出路。免费午餐基金会副秘书长，执业律师胡益华也曾呼吁“不履行监护权，本就应该入刑的。”

　　他提出在法律上增设危害儿童安全罪。“道德是靠不住的，这是人性的本质，所以要法律”。

　　2016年儿童节，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的“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发布了“留守儿童及其权益保护的公众认知与态度”的网络调查，其中94％认为“必要”和“非常必要”制定专门的儿童福利法。

　　2015年两会期间，政协常委朱永新提交了《关于保障儿童亲子团聚权，根治留守儿童问题》的提案。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统筹协调，增加亲子团聚权的相关条文，制定补充性规定或司法解释。

　　“生活中大部分父母心里并没有儿童权利这个概念，也没有真正把儿童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来尊重。”在接受采访时，朱永新说。在他看来，监护人问题应当引起社会大众的足够重视，当父母不能很好地履行其责任，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并且受到社会的谴责，同时应该及时更换监护人。

　　其实，相关的法律措施在国际上已经有先例。在美国，12岁以下幼儿独处，监护人将被以危害儿童安全罪起诉。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未成年人保护法则详细规定了不同年龄段儿童可以独处的时间。

　　“当父母侵犯儿童权益时候，国家有权干预家庭。”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乔东平说。

 

 

　　文明的标尺

　　在毕节市威宁县黑石头镇的民事法庭的国徽下，法官最后宣判，赵兵伟应一次性支付卢佳雁抚养费29851.25元。而原告则需要支付案件受理的费用，一共25元。

　　赵兵伟始终没有联系上。老章申请了民事案件的法院强制执行。作为被申请执行人，赵兵伟在“执行通知履行义务”，即交付抚养费前，身份证名下的财产会被冻结，也无法顺利购买高铁票。

　　听到这个结果，卢佳雁母亲的泪水止不住流下。她“想起这几年受过的苦”，觉得感激，又有某种尘埃落定的感慨。

　　在当地政府的劝说下，卢佳雁的妈妈终于回到了县里，离孩子近一点儿。一份报告显示，黑石头镇政府“劝返”了50户外出务工人员，并为其中的40人找到了近处的工作。

　　但是，不是所有留守儿童都可以如此“幸运”。黑石头镇的另一户农家里，留守的姐弟也终于和母亲团聚。父亲的工资暂时能支持家庭支出，但母亲也表示，随着孩子长大，学费和生活费的支出都在增加，她不得不在这个春节后就返城。

　　在毕节在七星关区，一个新的工业园区已经落成，但是这片厂房整齐的园区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对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技术工人，位于中部欠发达地区的厂商无法开出能与沿海城市厂家比肩的诱人薪资。而市内大量文化程度低、技术水平低的工人，厂商又不需要。

　　后来，正是在这个区，留守四兄妹深夜服农药身亡。

　　“如果我们经济发展是以牺牲一代人的代价进行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有何意义？我们都说少年强，祖国强，这一代留守儿童从小没有感受到别人的关爱，也不知道怎么给予别人关爱，我们谈何国家的未来和祖国的希望？”林依帆说。

　　随着母亲的回归，卢佳雁终于尝到了被捧在手心宠爱的感觉。她翻看母亲过去的照片，连连称赞，还要扬着小手指挥母亲着装，抚摸着她发梢廉价的纤维头花。

　　母亲努力的平衡生计和女儿的需求。只是对于对于女儿生活的细节，她仍然陌生，甚至有些拘谨。

　　她记得孩子好像喜欢看《新闻联播》，小朋友则吐吐舌头表示动画片才是最爱。

　　至于孩子的教育，她除了叮嘱“好好学习”以外，也不能再给出其他意见了。“我自己小学毕业，不懂啊。”她连连摆手。

　　“我只希望她别像我。”她摸了摸女儿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