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秉铎(1902—1927)，贵州省榕江县古州镇人，1919年考入贵州省立政法专门学校，1923年考入北京朝阳大学。1924年8月，考取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贵州青年》编辑、《青年军人》周刊总编辑、“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1925年两次参加东征，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部机要秘书。1926年7月，参加北伐，先后任东路军总指挥部第一科上校科长、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何应钦派人秘密杀害，年仅25岁。

　　因事被警察厅下狱了，儿已失去自由，望家中不必挂念，干革命总是要有死难的，为布尔什维克而死，虽死犹生。

　　儿 秉铎

　　在给父亲写下遗书不久，胡秉铎被秘密杀害于南京，年仅25岁。

　　胡秉铎幼年时被过继给叔父胡宗泽作嗣。胡宗泽是清末秀才，曾任贵州榕江商会会长、县参议会副议长、榕江县学校管理员等职，家资甚殷，为榕江首富。胡秉铎6岁启蒙读书，8岁进入榕江七年制高级小学，15岁就读于私塾。他立下远大志向，常对同学说：“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吾辈担当。”1918年，胡秉铎养父为让他精修学业，特在家办“专馆”，厚金从邻县黎平请来饱学之士陈锡侯，对他精心教授。胡秉铎学识与日俱增，被人视为“神童”。陈锡侯认为胡秉铎“器宇非凡，倘四海游学，精琢可成大器”，建议其父送他到贵阳求学深造。

　　1919年，胡秉铎考取贵州省立政法专门学校。求学期间，受到五四运动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胡秉铎立下济世拯民的志向。1923年2月，胡秉铎考入北京朝阳大学。入学后，他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4年1月，在周逸群的邀请下，胡秉铎赴上海创办《贵州青年》。1924年8月，经邓中夏推荐，胡秉铎从上海前往广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不久，胡秉铎在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胡秉铎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暴露。中共两广区委决定，让胡秉铎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撰文反击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胡秉铎撰写了多篇文章，在《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一文中，他指出：“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都是站在一条联合战线上，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前者的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的胜利亦有助于前者。”我们“需要一个国民革命，以求推翻资本帝国主义与打倒本国封建军阀。这个需要，乃是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也是资本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中国人民之反映”，“若是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走狗，都应参加，应该努力”。这篇论述严谨、富有激情的文章，有力地驳斥了“孙文主义学会”的谬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胡秉铎经常给家里和家乡好友写信，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动员好友投身革命。他多次动员父母变卖家中的房屋、田地和山林，救济贫苦农民。他说，不久的将来，崭新的社会将会来到人间。可见他对革命胜利和美好社会的到来充满信心。

　　1926年3月，中共两广区委为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决定把滇、桂军中的青年军人团结起来，成立以青军会会员为骨干的西南革命同志会，并定于3月12日在广州大佛寺召开成立大会。“孙文主义学会”头目知道后，扬言“血洗会场”，妄图破坏成立大会的召开。中共两广区委得知这一情报后，及时做出应对武装袭击的部署，确定由胡秉铎和毛景州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

　　成立大会进行中，来自“孙文主义学会”的杨引之、王惠生前来会场捣乱。王惠生趁混乱之机，拔出手枪要向大会主持人射击。千钧一发之际，毛景州伸出手压住王惠生握枪的手。胡秉铎一个箭步跳到王惠生的身后，一把夺过他的手枪，同时用手枪对准王惠生的胸脯，大喊道：“谁要动手，我就毙了他！”胡秉铎、毛景州将“孙文主义学会”的人逼退场外，使大会得以顺利进行。这便是有名的“大佛寺事件”。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由于胡秉铎尚未暴露身份，与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是贵州老乡，私交也不错，中共两广区委决定留他在第一军从事情报工作。其间胡秉铎收集了许多情报、资料，直接提供给周恩来。

　　1926年7月，胡秉铎随东路军踏上北伐的征程，先后担任东路军总指挥部第一科科长和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为篡夺革命果实，暗中策划军事行动，以排斥打击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力量。

　　胡秉铎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设法将此情报报告第二军第六师师长戴岳、党代表萧劲光，并叮嘱他们“人不能离队，师部不能驻南京，要驻浦口”。萧劲光、戴岳根据胡秉铎提供的情报，将部队开往湖北，从而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随后发动了血腥的“清党”。黄埔军校学生因信仰主义的不同分为国共两个阵营。追随蒋介石的黄埔生作为“天子的门生”成为国民党军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时任北伐军东路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的胡秉铎不为所动，坚守自己的政治信仰，在腥风血雨中置生死于度外，继续无悔的革命征程，经常与革命同志谈话，赶赴党的秘密机关开会。在一次召开党的秘密会议时，有人向何应钦告密，胡秉铎被南京公安局逮捕。

　　胡秉铎入狱后，何应钦慕其才华，软硬兼施诱其投降。胡秉铎不为利诱，坚贞不屈。狱中，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干革命总是要有死难的，为布尔什维克而死，虽死犹生。”充分表现了他直面生死、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我们死，死则死于反革命手里方痛快；我们生，生则生于同志们中间方美善。”这是胡秉铎生前对同志们说的话，说明他早已做好为革命献身的准备。他的一生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作为南京雨花台的著名烈士，胡秉铎一直没有照片。南京雨花台工作人员1998年远赴贵州，去省党史办想找到一张照片。党史办提供了一本传记——《贵州英烈》，上面也没有照片。后来在广州找到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合影，工作人员从中发现了胡秉铎。

　　2010年，胡秉铎的侄孙女回贵州老家，找到了他的两篇手迹，其中一篇就是开篇那封给父亲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