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四大发明”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可能很多人还不是特别清楚。

　　这里，就要提到一个英国人。他叫李约瑟，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1943年，李约瑟应邀到中国重庆访问。在当地发表的讲话中，李约瑟提到了“三大发明”。

　　他说：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请注意，李约瑟提到了造纸，但并没有说是“四大发明”，而是将造纸和印刷术连在一起讲。

　　李约瑟还说：如果没有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把这段话跟马克思的话做一个对照，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马克思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而李约瑟说没有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封建主义的消失难以想象，二者之间存在惊人的神似。

　　熟悉人类社会五阶段论的人知道，封建主义的消失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说的是一回事。如果考虑到李约瑟本人的社会主义倾向，那显然这里是未加注明地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四大发明”才正式登场呢？那要到李约瑟赖以成名的大作——《中国科学文明史》（有时也翻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现的时候了。该书出版于1954年，明确把造纸术和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相提并论，从而实现了“三大发明”到“四大发明”的飞跃。

　　在中国完成的发明和技术发现，改变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

　　应当看到，“四大发明”这个说法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慢慢出现的，并且最初也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讲出来的。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有一句名言，叫“知识就是力量”。1620年，培根在《新工具》一书里提到了三种发明，即印刷术、火药和磁石：没有任何其他发明能与这三种发明——印刷术、火药和磁石——媲美，古人并不知晓它们，直到最近，它们的起源也是糊涂不清。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计数的变化来……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培根提到的是“三大发明”，跟现在我们熟知的“四大发明”相比，少了一个造纸术。这个“三大发明”对后面的“四大发明”是有一定影响的。

　　培根之后，还要讲一个英国人。他叫麦都思，是英国的汉学家。什么叫汉学家？在中国古代，汉朝非常强大，西方人通常把中国人称为汉人，研究中国的学问就称为汉学。麦都思就是这样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学问的人。他在1838年出版的一本书里，也讲到了“三大发明”：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这一次，麦都思明确说到“中国人的三大发明”，内容就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如果要追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语源，麦都思的“三大发明”可以说是它的前身，或者说是雏形。

　　关于中国人的“三大发明”，其实不少历史名人都曾经提到过。今年是马克思200周年诞辰。马克思写于19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手稿，其中就提到了“三大发明”。马克思是这样说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可以看到，马克思没有特别提到“三大发明”的归属，也没有特别提到“三大发明”的起源问题。但马克思对“三大发明”之说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他对“三大发明”的社会意义、社会影响有一个高度肯定，这个评价后来在广为流传的“四大发明”之说中被反复引用。

　　到了李约瑟这里，他在《中国科学文明史》中明确总结：在中国完成的发明和技术发现，改变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并因而也确定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

　　“指南针使地理大发现成为可能，造纸术有助于人文精神的传播，火药推动了欧洲社会历史的变革，印刷术为文艺复兴准备了条件”，这就是“四大发明”最初的一个经典表述。

蔡伦发明的纸好用又便宜，泥活字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

　　以上简单介绍了“四大发明”说法的由来。接下来，想围绕“四大发明”逐一展开分析，看看“四大发明”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巨大贡献。

　　先来看造纸术。注意，这里说的不是造纸。为什么不是造纸呢？因为西方人也会造纸，如埃及人很早就造出了莎草纸。东汉蔡伦只是改进了造纸术，他最大的贡献是用一些新的材料来造纸。他用什么东西造纸呢？史书记载，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树肤就是树皮，麻头就是麻纤维，敝布就是破布。所以，我们现在说蔡伦发明了造纸术，是比较笼统的讲法。准确的提法是，蔡伦发明了一种非常方便的造纸方法，这对于书写材料是一次革命。

　　前面提到，一些西方人不接受中国人发明了造纸的这个说法。原因就在于古代埃及很早的时候就有了莎草纸，欧洲人中世纪使用的则是羊皮纸。先来看莎草纸。莎草是尼罗河畔生长的一种天然植物，古埃及人把莎草的筋压平压扁，把它们缝在一起，在上面用书写工具写符号。再来看羊皮纸。欧洲很早就有羊皮纸，现今牛津大学图书馆还有一个“镇馆之宝”，就是中世纪的羊皮纸写本。可羊皮纸的问题在于，羊皮的来源有限，制作和保存相对麻烦，太笨重不好收藏，一潮湿又会泛各种各样的怪味。所以，当中国的纸传到西方后，西方人非常喜欢，很快就用它来印《圣经》。

　　此外，古代印度人使用一种贝叶纸。贝叶是一种植物的叶子，但由于这个纸是天然的树叶，无论是搬运、阅读还是保存都很不方便。跟这些纸相比，我们中国人可以自豪地说：蔡伦发明的纸又好用、又便宜。好用，就是大家愿意用；便宜，就是大家用得起。

　　纸在中国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蔡伦纸之前，中国早就有了书写的文化，但书写材料不一样，包括金属、石头、龟壳、动物骨头、竹子、木头、丝绸等。竹子也好，木头也好，最大的问题是笨重。古代形容一个人学问高叫学富五车，什么叫学富五车，意思就是他读的书要用五辆车才能拉走。放到现在，可能一个U盘就搞定了。竹简是用牛皮绳编连起来的，很容易散乱。有一个成语叫韦编三绝，说的是孔子晚年非常喜欢读《周易》，但由于翻阅次数太多，以致编连竹简的牛皮绳断了三回。“韦”特指小牛皮，联结竹简的绳子通常是用小牛皮做的。丝绸写的书即所谓帛书，也存在一个保存的问题，而且丝绸非常昂贵，一般人用不起。

　　再来看印刷术。关于印刷术这个发明，准确的说法是北宋毕癉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而不是说发明了印刷术。印刷是由“印”和“刷”两个字构成的。关于“印”，人类很早就发明和使用了。毕癉印刷术的重点是泥活字印刷术。这种印刷术相对于以前所用的印刷术，有很大的优点。在中国，以前主要是雕版印刷，简单说就是类似于一种版画。雕版印刷要用很多块木头，才能把一本书的内容刻下来。这当然是很费功夫的，而且刻出来之后也是一次性的。活字就比较简单，不用每次都来刻。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活字印刷术，也存在一些争议。最初，西方人对中国人把印刷术视为自己的一种发明很不以为然。一些西方人认为，印刷术理所当然是指铅活字印刷术，而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泥活字。今天来看，毕癉的泥活字印刷术，也的确有很大的局限。

　　我们先看一组时间：1048年，毕癉发明泥活字印刷术；1314年，山东人王祯创造出木活字印刷术；1488年，无锡人华燧用铜活字印刷。可以看出，从1048年到1314年，再到1488年，中国在活字印刷的进化方面非常缓慢。为什么这么缓慢？因为泥活字有它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

　　其一，汉字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不能全面流行开来。大家知道，汉字是方块字，汉字的字量非常大，常用汉字有六七千字，还有很多生僻字。它们平时的使用率不是很高，但要排一本书，可能就要专门去造这个字了。

　　其二，古代排字工文化程度较低，很多人甚至不认字，而这个工作又要求他的认字能力很高。于是，很多字他知道读音，却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所以，尽管1048年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是习惯于用雕版印刷。

　　中国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西方了。因此，就传播影响来说，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并没有像前面一些人说的对世界的贡献那么大。

　　火药和指南针到了西方变得“不一样”，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关于火药，我们要明确，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是黑火药。也许有人会问，强调这一点有必要吗？火药还有什么特别的区分？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火药是所谓的黄火药，俗称TNT。这不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那种火药。

　　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本来就不是用于战争的。火药，顾名思义，是一种药，本来的意思是一种能够着火的药。

　　火药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是一个无意间的发明。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道士很多想成仙，于是就去炼丹。可是，在炼丹过程中，无意间发生了爆炸。因为他们在炉子里炼丹的时候加了硫黄、硝石，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些都是易燃品。

　　火药发明后，曾长期被当作药来使用。《本草纲目》提到，火药能治疮癣、杀虫，辟湿气、瘟疫。中国古代的这种黑火药，在医疗之外的运用主要是助燃。后来传到欧洲，主要也是用于烟火和放火。即便用在枪炮上，也主要是发射助燃，并不是真正用来爆破的。

　　至于指南针，其实是磁石的一种。因此严格来说，磁石是发现，而不是发明。如果一定要说发明，那就只能是指南针了，因为指南针是造出来的。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制作出指示方向的仪器——司南；北宋时期，指南针运用于航海；13世纪，进一步传入阿拉伯和欧洲。

　　这里有一个问题，先秦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发明带有指南针功能的仪器，这当然很了不起，但迄今为止考古尚未发现任何古代司南的实物。

　　根据古书上所讲的方法，司南就是在一个光滑的铜面上，放一个带有磁性的勺，铜的水平面上有刻度，有东南西北的方位。但今人按照古书上所讲的做法复原了一个司南，却发现使用效果很差。

　　上述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指南针的意义。准确地说，中国人主要是发明了罗盘。罗盘是一个圆形的带方位的东西，中间部分是指南针。这个罗盘对西方的确是有非常大的贡献。但话要说回来，中国人发明罗盘主要用来干什么呢？用来看风水。在古代中国，风水非常重要，造房子要看风水，甚至选坟地也要看风水。

　　不同的是，罗盘传到欧洲后，欧洲人则借用来航海。在没有指南针之前，海上辨别方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每年10月至次年3月，因为海上气候不好，无法观天知方向，所以往往只能停航。那时候，真叫找不到北。中国的指南针传到西方后，帮了他们大忙。毫不夸张地讲，没有指南针就没有地理大发现。

　　但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后来靠着指南针、火药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为什么我们老祖宗发明的东西，在我们这边是为了成仙、看风水，而西方人全部用在不一样的地方？而且，这个“不一样”还让我们倒了霉，让我们挨了打，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

　　讲到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已经看出来了，我是在对四大发明做一种反思。这是为了什么呢？第一，我们要“求真”；第二，只有在“真”的基础上了解历史，才知道我们真正能够引以为荣的是什么。怕就怕在，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很少，甚至是错误的了解，然后将情感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那将是不牢固的、不可靠的。

　　最后，想讲讲“新四大发明”。严格说来，“新四大发明”只是借用了“四大发明”的说法，并不是真正的发明。所谓“新四大发明”，一般认为是指高铁、网络支付、共享单车和网络购物。大家有没有发现，“新四大发明”有某种共性？那就是便捷，它们都帮人节省了时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为方便。

　　但是，在这里想提一个看法：所有的便捷都是有代价的。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手机上下一个单，外卖就送来了。生活是便捷了许多，可外卖造成的垃圾，其严重程度也已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不仅是外卖，网购也一样。怎么回收处置快递包装，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总之，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到“新四大发明”，我们在回顾历史、叙述事实的同时，不要只是讨论某个具体观点，而希望能够从分析中获得警醒：对于习以为常或流传甚广的一些概念、观念要保持批判性思考。正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