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翎队纪念馆（局部）

　　宋辽古地道内部结构（局部）

　　白洋淀风光

　　雄安新区所辖区域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考古资料表明这里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片土地上产生了以“容城三贤”为代表的著名历史人物；以“宋辽榷场”为特色的商业文化和民族融合文化；以“雁翎队”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及以各类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准确把握雄安地区历史文化的定位，梳理、总结、归纳其特色，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和利用，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一

　　燕赵文化不仅孕育了雄安地域历史文化，同时也不断涵养、提升着雄安地域历史文化的层次。雄安地域历史文化植根于燕赵文化，和燕赵文化一脉相承。

　　燕赵文化是雄安地域文化得以生成、发展并不断升华的母体。从地缘上来看，雄安地区属于燕赵文化圈的史实是一贯的，从未间断。目前已知的雄安地区商周时期遗存20余处，且有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发现。春秋时期，雄安地区为燕国之辖境，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受山戎侵逼，燕桓侯曾迁都临易（今容城县城东14公里的晾马台乡南阳村）。战国时期，赵国灭中山，得今安新之地，奠定了雄安地区为“燕南赵北”的基本格局。燕南古长城不仅是燕赵两国的分界线，同时也是燕赵文化的融合之所。这里具有刚介慷慨、质朴劲勇的人文气质和仗义任侠、轻生尚义的社会风气。《图经》称：“风土多寒士，轻生而尚义，有荆轲之遗风。”大文豪苏东坡也说，此地“自古多英杰，劲勇而沉静”。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收复瓦桥关，并在此设立雄州，下辖归义（今雄县）、容城二县。北宋时期，以白沟河为界与辽国对峙，出于军事需要，仍在此设置雄州。后周、北宋时期，是雄安地域文化继战国之后又一次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契丹雄踞北方，掌控燕云十六州，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北宋为巩固北部边防，采用六宅使何承矩的建议，从雄州边境开河引易水向东，沿边境注入渤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六七十里，沿河开辟湖泊，修筑堤坝蓄水，形成大面积水田，以遏制辽国的骑兵。这一措施不仅有效地阻止了辽国骑兵南下，而且在关隘以南播种水稻，沿河种植桑枣，对于雄州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如此，北宋还在雄州构筑了结构复杂、功能齐全，被称为“地下长城”的边关古地道。金泰和八年（1208年），析容城县置渥城县，并将安州的治所移到渥城，同时割容城县属安州，造成雄安区域分属于雄州和安州。

　　元明清时期，雄安地区成为拱卫京师的畿辅地区。明洪武七年（1374年），降雄州为雄县，说明这一地区的军事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文化上，由于受到京都文化的辐射和滋养，却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燕赵文化的阶段性特点就是畿辅文化，慷慨悲歌的燕赵人文精神集中表现为精忠报国、勇于牺牲的精神，在雄安地区表现得十分突出。可以说，雄安地域文化的转型和燕赵文化的转型是同步的。燕赵文化不仅孕育了雄安地域历史文化，同时也不断涵养着雄安地域历史文化。雄安地域历史文化植根于燕赵文化，和燕赵文化一脉相承。

　　二

　　元明清时期，雄安地区成为畿辅文化的核心区。由于雄安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其地域文化中受京都文化影响较大。

　　元明清时期，雄县、容城、安州都属于保定路、保定府，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地区之一，因此受京都文化影响也最深。清朝康熙年间曾于白洋淀兴建了圈头、赵北口、端村、郭里口四大行宫，行宫楼阁水影，葱翠环抱，华贵优雅。康熙、乾隆曾多次到行宫驻跸，留下许多赞美白洋淀风光的诗篇。盛行京都的昆弋腔流散到白洋淀地区，成为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这一时期，雄安地区成为畿辅文化的核心区。以教育为例，清代河北地区县级书院共计136个，其中保定府最多有22个，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均建有县一级的县学和书院。渥城书院、正学书院、葛乡别塾、静修书院被称为白洋淀四大书院。除书院外，乡间私塾教育也得到发展，如清代容城县80多个村庄中，就建有102座私塾。据不完全统计，元代以前，雄安地区留下著作的只有唐代的冀重和宋代的赵珣。元代雄安地区有著名学者刘因和俞皋。明清时期，雄安文名更盛，留下著作的学者多达40余位。这一时期，雄安地区还涌现出很多进士，如明朝雄县人刘观，洪武十八年（1385年）进士，官至左佥都御史；袁宗儒，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清代安州“陈氏三进士”：陈德荣、陈德正和陈德华。正是由于畿辅文化的滋养，使雄安地区性缓尚儒、略少文华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并逐渐形成颇知向学、士类渐众的局面。以刘因、杨继盛、孙奇逢为代表的“容城三贤”，是京都文化辐射圈内的畿辅文化得到滋养、发展的标志。刘因是“元初三大儒”之一，在理学、文学、史学等方面成绩斐然，并且和他个人的志趣、品格、操守、风节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名重朝野的著名学者。杨继盛不畏权势，上书“十罪五奸”状告奸臣严嵩，结果被捕入狱。在狱中，杨继盛受尽酷刑，仍威武不屈，临刑前留下诗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清代纪晓岚、刘墉、翁同龢等都在杨继盛遗嘱写本上题跋，可见他们对杨继盛推崇之至。

　　革命先烈李大钊更是将杨继盛的名联改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和杨继盛这两位燕赵圣贤，同样慷慨就义、以身殉道，其精神可谓古今辉映、一脉相承。孙奇逢以“直指孔子”与“躬行实践”并举，创造出一套兼容并包的实践性“新理学”，开辟了清初黜虚务实的一代学风。孙奇逢门人弟子遍及天下，清初北方学术界受其影响极深，其著名的弟子有汤斌、魏一鳌、王余佑、申涵光、杜越等。史书中将“容城三贤”和“眉山三苏”相提并论，并称雄安地区“读书有种、道义有流”，足见其影响之大，还应重视的是明末清初在白洋淀南蠡县、博野产生的著名的颜李学派，创立和践行“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与孙奇逢的理念相通，传承了燕赵文化中厚重朴实、求实力行的精神，成为畿辅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同属于环白洋淀文化圈。

　　元明清时期，随着北京成为首都，雄安地区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为“畿辅屏障”的雄安地区，成为拱卫京师的桥头堡。雄安地区三县在明代时，都曾大规模地修筑城墙，如雄县全城取“T”形，城墙皆按此形来建设，四面都建有城墙，有正南、正西、正北三座城门，城门处都建有城楼，下为城台，上做重楼。全城城河，自西城流入，围绕全城四周挖成护城河，十分完整。安州城经明代万历中期以三合土为基，以大青砖修筑，至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兵部尚书陈德华，离职回籍，自请效力修葺该城，未竟，命侄陈筠代修。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重修，内土外砖，四门有瓮城。

　　三

　　雄安地区历史上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界地带，因此雄安历史文化始终具有开放包容的胸怀，既接受内地移民亦兼采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

雄安地区处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结合部，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冲突和休养生息的前沿地，因此融合文化是其地域文化的主基调。先秦时期，这里是“燕南赵北”之地，而原生态的燕赵文化本身就具有农耕和游牧二重文化属性。白洋淀地区战国时期的燕国南境文化，不仅有着赵、齐等中原诸侯国的同质文化渊源，同时也夹杂某些北方戎狄部族的文化元素，但更具有春秋以来燕国文化的本地特色。这也是自史前以来走廊文化传统的长期延续。西汉景帝封匈奴降王徐卢为容城侯，封东胡降王卢他之为亚谷侯，说明此地是匈奴、东胡和汉族重要的聚集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雄安地区再次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区域。唐代此地成为抗击契丹的前哨，曾在此设置北义州和归义县，以安置契丹、奚等部众。五代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后，致使雄安成为辽国疆域。周世宗收复河北三关后，在瓦桥关设置雄州，以镇遏契丹。

　　宋初与辽经过多次战争，最终签订“澶渊之盟”，以拒马河为界与辽形成对峙局面，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北宋时期，雄州除突出的军事职能外，还有以榷场为主要特色的特殊经济职能。北宋在雄州设榷场，由官方办理交易。榷场交易的物品，从宋输向辽的有绢帛、茶叶、瓷器等。辽在榷场交流的产品为马、羊及皮制品等。雄州榷场的设立，促进了宋辽两国的经济交流，满足了两国的经济需求，带动了雄州经济的发展。同时，使胡汉民族在商业交流中实现文明互鉴、共融共生，推进了民族融合。

　　雄安地区历史上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界地带，因此雄安历史文化始终具有开放包容的胸怀，既接受内地移民亦兼采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同时在学术上具有综合百家，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和品格。正是由于雄安地域历史文化中具有“融合文化”的因子，因此在雄安新区建设中能够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接受外来文化并逐渐内化为自身文化的优势。

　　四

　　白洋淀不仅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养育了雄安儿女，同时也孕育了别具风情的北国水乡民俗文化。

　　白洋淀是由白洋淀、藻苲淀、马棚淀、腰葫芦淀等143个大小不等的淀泊组成，总面积366平方公里，年蓄水量达13.2亿立方米，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古代有“北地西湖”之称。白洋淀是人工湖，更是自然原生态和民俗原生态交融的多彩文化湖泊。淀区盛产菱角、芡实、莲藕、芒子、芦苇、野鸭、河蟹。白洋淀东半部水区适合种植水稻，自古就有“鱼米之乡”“冀北江南”之称。白洋淀风光旖旎，尤其以荷花最具特色。白洋淀造船业历史悠久，相传北宋时杨六郎曾在此操练水军。

　　金朝时，海陵王曾在此建造千艘战舰，诗人描绘了当时的盛况：“大船辟舰容万斛，小船飞鹘何翾翾”。以马家寨为代表的造船业，是白洋淀地区的特色产业，元明清时期漕运、海运使用的船只，有很多出自马家寨。尤其是清代加强了白洋淀地区的治理，使这里的航运事业达到极盛，保定到天津的水路运输历经二百年不衰，都促进了白洋淀造船业的发展。据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所使用的龙舟，就是由马家寨工匠建造的。

　　白洋淀素有“一淀水，一淀银；一寸芦苇，一寸金”之誉。白洋淀芦苇历史悠久，早在北宋《太平寰宇记》中已有记载：“淀中有蒲柳，多葭苇。”芦苇是白洋淀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作物，以皮白质佳素负盛名，经济价值颇高，有“铁杆庄稼，寸苇寸金”之说，苇子可造纸、织席、打箔、编篓、打帘和制作苇制工艺品。白洋淀人赋予芦苇艺术之魂，制作出了精美奇巧的芦苇工艺画。芦苇画精选白洋淀特种芦苇及其他材料，经分类、切割、雕刻、编织等多道工序制作而成，画面栩栩如生，展现了白洋淀旖旎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水乡风情，具有独特的艺术内涵。

　　白洋淀面塑，闻名遐迩。白洋淀人一年四季生活在水上，白洋淀的荷花、芦苇、水草、鱼类、鸟类等成为白洋淀面塑工艺品的素材。白洋淀面塑艺术情感细腻，寓意吉祥，作品形象逼真，极具乡土特色。

　　抗日战争时期，人称“水上飞将军”的雁翎队，在淀泊相连、苇壕纵横的白洋淀上，神出鬼没，令敌人闻风丧胆。雁翎队利用有利地形，端岗楼，锄汉奸，打鬼子，截击敌人的军火船，切断敌人从天津到保定的水上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打击敌人。雁翎队在抗战时期与敌人交战70余次，击毙、俘获日伪军近千人，缴获大量军火和军用物资，被称为“淀上神兵”。雁翎队还成为众多小说、连环画、影视剧的描绘对象，成为抗战文艺经典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雁翎队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

　　众多革命文艺工作者，以抗日战争历史为题材，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如《新儿女英雄传》《风云初记》《荷花淀》《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等脍炙人口、享誉全国的文学作品。水秀人灵的白洋淀，还孕育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文学群体。“荷花淀派”的突出特点是，用浪漫主义的笔调描写艰苦的革命斗争，语言清新质朴，描写细腻真实，开创了抗日文学“诗意小说”的新境界。

　　白洋淀不仅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养育了雄安儿女，同时也孕育了别具风情的北国水乡民俗文化。淀区渔民无论是服饰、饮食、出行、民居、婚丧礼仪等方面均与非淀区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民俗原生态极具保护、利用价值，淀区的芦苇画、造船技艺等特色非遗项目，展现了这一区域劳动人民的卓越文化创造力。

　　五

　　雄安历史文化中的开放包容、厚重大度的文化精神无疑可以增添文化凝聚力。自然生态与民俗生态相融的独特的白洋淀文化，又能够增添这里美好的人文吸引力。

　　雄安历史文化中的开放包容、厚重大度的文化精神无疑可以增添文化凝聚力。自然生态与民俗生态相融的独特的白洋淀文化，又能够增添这里美好的人文吸引力。

　　生活在雄安地区的人民祖祖辈辈以农桑、牧渔为业，形成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有史料记载这一带民风“质朴劲勇，不以浮华为习”“尚朴略而少文华，纯厚之风，相沿成习”。以颜李学派和孙奇逢为代表的求实力行精神影响悠久，使得这里的人民讲究脚踏实地、不尚空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环境，诞生不同的民俗。雄安地区农耕与游牧文明相融的北方水乡民俗，包括村落民居、服饰、民间工艺等，都为新区规划理念和建设城镇与乡村共生共荣的新型城区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注重保护、传承民俗生存环境，不仅能够彰显地域特有文化，还可以催生富民惠民的特色文化产业。特别是可以依托“华北明珠”——白洋淀创建非遗主题小镇，将有助于提升新区文化环境内涵，彰显水城共融的生态文化特色。

　　在雄安新区建设中，必须要注重文化传承，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典元素，同时结合区域文化、历史传承、时代要求，打造城市特色风貌。这里当然包括燕赵文化和雄安历史文化的元素及符号。雄安新区与深圳、浦东新区不同，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这一文化传承历经千年绵延不断，脉络清晰。燕国考古发现的诸多珍贵建筑构件，宋辽时期的建筑风格都有许多特色，可供借鉴。

　　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进程中，文化建设也将有崭新的长足发展，当然也必须贯彻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逐步形成兼容京津冀文化精神、富于时代风貌的新区文化。传承弘扬雄安优秀历史文化对于新区文化建设具有增强自信、厚植底蕴、强根固本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