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头野猪闯入南京南站附近高铁线路，导致列车设备故障、最终造成随车机械师不幸身亡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这一事故看似偶然，却反映出生态与社会间深层次的矛盾，尤其是野生动物与人类活动交集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值得深思。

　　事实上，野猪引发的安全问题并非个案。在南京野猪撞高铁事故发生的同日，南京市区还发生了两起野猪目击事件。南京警方数据显示，近3年涉野猪警情累计接报1913起，仅2023年就有713起，同比上升18.83%。同时，我国目前有26个省份857个县区存在野猪致害的情况。这说明野猪问题正在全国范围普遍存在。

　　野猪问题愈发频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生态治理成效逐步显现，林地面积与质量不断增加，野生动物数量也逐渐恢复。其中，野猪繁殖快、适应性强的特点使其种群规模迅速扩大，但虎、豹、狼等捕食者的恢复速度却较为有限，造成了“山中无老虎，野猪称霸王”的局面。二是随着城镇化进一步发展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扩大，人类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不可避免地产生交集。而无论是城镇中的厨余还是农田里的各类作物，杂食性的野猪都来者不拒，个人也无法直接与野猪对抗，因此久而成害。

　　事实上，野猪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既可以作为种子传播者促进生物多样性，其觅食时翻动土壤也会增加土壤通气性和渗透性，利于植物生长，还能通过捕食昆虫、小型动物与被大型猛兽捕食，维系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因此，合理的野猪生态承载力约为每平方公里2头。

　　问题在于，在现阶段野猪天敌数量不足、生态链循环尚不完整的情况下，仅凭自然调节无法限制野猪种群数量。此次南京高铁事故正是野猪活动范围扩大对人类社会带来安全威胁的极端案例，其他还包括农作物受损、植被遭破坏、偶发伤人等多项生态与社会危害。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帮助自然恢复平衡。

　　一方面，从生态学角度来看，可以在野猪的栖息地通过种群管理手段，辅以在铁路等重点区域加设防护设施、引入智能监测预警系统、改善栖息地条件等措施，减少野猪进入人类活动区域的机会。另一方面，可引导、鼓励具有专业猎捕野猪、无害化处理能力的团队与机构，针对主要活动在人类生产生活区域，已经成规模、成灾的野猪种群进行控制。对此，早在去年6月，国家林草局就已将野猪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除名”，部分受灾严重地区如宁夏西吉县，更是对每头野猪开出了2400元“悬赏”，组织捕猎队来控制野猪数量。

　　然而，猎捕野猪难度较大、危险性较高。野猪嗅觉灵敏，体重在100公斤到150公斤左右，奔跑速度通常在每小时30到40公里，公猪甚至有10厘米左右的獠牙。在枪支受到严格管控、投毒风险难以控制的情况下，国内猎捕野猪一般采用猎犬围捕的方式。但驯养猎犬成本较高，捕猎过程中猎犬伤亡的情况也十分常见。因此，尽快开发出一套低成本且高效地控制野猪种群数量的办法，是研究者、林业部门与一线灾害防治人员的当务之急。

　　从长期看，有关部门可以站在平衡生态效益与社会安全的角度，在建设前做好规划，尽可能减少野生动物与人类活动的交集，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相安无事。此外，少数地区已开展试点，尝试与企业合作建立野生动物致害的保险补偿机制。这可以作为其他地方政府降低受影响群众损失的一大参考。（赵斌，作者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