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党政代表团赴南方三省学习第二站来到浙江。
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这些年,浙江按照“八八战略”绘就的蓝图,一任接着一任干,工作导向聚焦改革、创新、开放、人才“四个强省”,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历经多年领跑全国的高速增长之后,浙江经济增长的重心已坚定地向寻求质量转变。在“两山理论”的诞生地安吉余村,历经生态觉醒、生态自觉、生态自立、生态自强,乡村实现了田园变景区、资源变资本、农民变股东。信息经济取代打火机、领带等小商品,成为引领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第一新动能。
动能转换的背后,是浙江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各方面各领域改革的实践,以“一次性的承诺”改革“一箩筐的审批”,坚决打破拖累转型升级的“坛坛罐罐”,提高的是政府行政效率,降低的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铲除的是审批寻租空间;是浙江下好政策的棋、搭好要素的台、念好服务的经,使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浙江接连出台人才新政25条、高水平建设人才强省33条等政策,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加快打造人才生态最优省。
前不久,浙江又提出“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面对先行者勇立潮头的决心和勇气,来自山东的“取经人”更觉“坐不住、等不得”。
浙江为何能做到“最多跑一次”
□本报记者 张春晓 付玉婷
浙江省委、省政府在2017年提出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已凝结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增加了投资创业的加速度和便捷度。
截至2017年底,浙江全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实现率、满意率分别达87.9%、94.7%。以此再塑体制机制新优势,浙江成为最具发展活力的省份之一,全省在册市场主体达到593.4万户,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507家。
市场驱动改革,为新事物成长铺路搭桥
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企业对“放管服”改革有很大需求。杭州市市场监管局注册处副处长傅国堂分析,民营经济按市场化运作,要求快速审批,正是这种强烈需求推进了改革创新。
没有收银员,不用排队结账,东西拿了就能走。作为一种新业态,去年阿里巴巴在全国首推无人零售店。今年以来,杭州市多家企业也想开办无人零售实体店,但面临一个问题:审批目录上没有这种新业态。杭州没有因为文件上没有而止步,目前几个部门正研究制订方案,近期内有望解决。
上世纪90年代末,马云想注册阿里巴巴,跑了很多地方,却因工商注册里没有互联网企业这一类别而被拒。杭州高新区开了个“小口子”,为他专门增设这个新类别。傅国堂说:“我们会为了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是万分之一的企业遇到的问题诉求去研究,把一道道墙扒开。商事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扒掉阻碍企业的制度壁垒。”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制度、规则是“生命线”,浙江尊重它,但同时也会灵活地根据市场需要‘敢于’去调整规则。一言以蔽之,浙江尊重的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和由此派生的新事物。“这个敢于改革的‘敢’字正是当前山东最迫切需要的一种力量。”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周云平说。
副市长局长“陪跑”,精准改进服务
不动产登记历来群众办件量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涉及国土、房管、税务等多个部门,群众办事经常需要跑完这个窗口再跑那个窗口,材料也要反复提交。而在杭州,群众进门后只需要到一个窗口,提交一套材料即可,“基本上一个小时就能办完业务。”现场一位办事群众说。
杭州市民之家不动产登记窗口负责人傅佳卿告诉记者:“我们窗口人员每人都有个‘小红本本’,群众有要求都要记下来。”去年4月,不动产登记已经实现“一窗受理”、“一小时办结”,但是有群众提出:在一个窗口,同样的材料为什么要提供三套呢?“我们原来觉得很合理,房管归档要用纸质材料,税务审查也要纸质材料,但是既然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就要解决。”傅佳卿说,三个相关部门坐在一起,最后通过合并同类项的办法实现了群众的诉求。
浙江在推进“最多跑一次”时,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服务。这种导向自上而下一以贯之。据了解,杭州市委书记、市长经常开会听取汇报改革情况,一位常务副市长具体靠上抓,将改革内容落实落细落小,到窗口暗访、为办事群众“陪跑”,找到服务的不足之处。杭州市房管局长通过“陪跑”,提出老百姓取号后要同时给一张审批流程单,告诉群众一步步如何走。面向“两代表一委员”征集问题,从网站论坛上老百姓的牢骚中找问题……杭州建立起一套问题发现—反馈—整改—落实的机制。
部门数据“无条件归集,有条件使用”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是杭州“最多跑一次”成功的重要原因。
有些部门不愿意把数据共享,这样的困难,杭州也遇到过。杭州市编办体制改革处处长鲍剑光告诉记者,部门不愿共享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一旦共享对部门数据准确性、完整性要求比较高,数据拿出来为老百姓服务,一旦错漏,老百姓有意见,部门压力就会很大;另一个方面,数据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拿数据就是动部门利益。
杭州市政府主要领导对此非常关注,亲自抓这项工作,并提出一个理念,数据要“无条件归集,有条件使用”。多年未新设政府工作部门的杭州,去年成立杭州数据资源局。“有些地方即便设这样的机构,也是政府部门的二级事业单位,杭州数据资源局在全国是独一家,在整个浙江,我们力度也是最大的。”鲍剑光说。
杭州限购,原来办理购房手续需要开具缴纳社保年限等多个证明,现在都不需要群众去跑腿,民政部门把婚姻登记数据、法院把判决离婚数据、社保部门把社保数据都拿出来共享。在数据打通基础上,杭州再把各部门业务系统打通,相当于畅通了审批的“主动脉”和“毛细血管”。
数据共享,让一些看似无解的问题找到了突破口。国务院要求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天,杭州与正在推进这项改革的山东情况类似,改革关口“卡”在银行,在目前企业开办普遍需要一二十天的时间中,银行开户环节就占去一半时间。“银行让企业填各种表,根本上就是抓取企业的基本数据,通过数据进行事中事后监管。那我们无偿提供给你,让银行开户、税务发票、社保登记等各流程环节同时并联审批,自然压缩时间,数据共享让很多难题迎刃而解。”傅国堂说。
“学习之后,心中‘浙江为何能做到’的问号拉直了,现在又多了一个问号,同一片蓝天下,浙江能做到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做不到?要增强改革紧迫感,在解放思想上来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奋勇直追。”省编办主任刘维寅说。
两个村庄的“两山论”实践
□本报记者 付玉婷 张春晓
安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思想的发源地,有两个村子的转型发展之路给人启示。
如今群山环抱、竹海连绵的天荒坪镇余村,上世纪90年代曾是安吉最大的石灰岩开采区,有3座矿山为县里的水泥厂提供原料。靠山吃山,村集体收入一度超过300万元,可村里常年烟尘弥漫,先后多人伤残。
2003年,余村人决心向生态旅游经济转型。关停矿山后,村集体收入骤然降至不足原先十分之一,几乎一半村民失去工作。还影响到全县的水泥生产,安吉财政收入也退至湖州各县市倒数第一。就在这犹豫和困惑的当口上,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安吉,作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著名论断,给了余村人鼓励。
“许多人只知这句话,但实际上,习近平还结合余村的区位优势等进行了深刻而透彻的分析。”余村村委会主任俞小平表示,这给了余村人坚守生态之路的信心。2005年起,余村分批组织村民到外地考察“农家乐”,全村上下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文化、环境建设等方方面面,调整产业结构,走绿色发展之路。如今,当年首批出去考察的村民潘春林办起的“春林山庄”,已发展成余村最大的农家乐,提供吃住游一条龙服务。数据显示,2017年余村旅游收入达到3000多万。
每回望见正对村委会的巍山上当年开矿时留下的矿坑,俞小平很是感慨:矿坑在绿竹掩映下依然清晰可见,最大的冷水洞矿山更是有三分之二的山体都无法再恢复,“有些东西是还不了的,如果我们能早按照总书记要求的去做就好了”。
不同于余村,递铺街道鲁家村是个面积近17平方公里、人口过两千,却因贫困、脏乱而长期无人知晓的穷村,直到2010年左右,村集体一年收入还不足3万元,在递铺街道46个村里排名倒数第一。2011年村“两委”换届,新班子去周边村子看了一圈后,决定按照县里和街道要求,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几个在外做生意的大老板被鲁家村聘为顾问,这个出五十万,那个出十万,鲁家村就这么以“借钱”的方式开始了美丽乡村建设。一年后,鲁家村获评了美丽乡村精品村。
然而村子漂亮了,村民的口袋却依然是瘪的,这时上级又给出发展农业观光、引入小火车的建议。“这是个让乡村既美丽又能发展经济的法子!”2011年换届后就一直担任鲁家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的蒋民学,至今还能回忆起村班子那番找到了门路的激动。
但这条路走起来特别难。为铺设铁轨,光是需要上门做土地出让协调工作的就有100多户。“最多的一户跑了30几趟,头一两趟人家还热茶招待,后来理都不理,倒是那家的狗因为太熟悉我,连叫都不叫了。”村干部锲而不舍,终于做通村民的工作。
选准项目的回报是丰厚的。今年“五一”期间,仅小火车、电瓶车就为村子带来三十多万元的收入,短短几年,不仅贷款的钱全部还上,小火车的数量也从一辆增加到三辆,村集体收入从不足三十万元增长到1.4亿元。
回首往事,蒋民学认为,一个贫困村能实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核心在于有个敢想敢做、绝不认输的班子——“这是乡村振兴的普遍规律。如何打造一支创新型的村‘两委’班子,我想应当成为当下农村发展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按余村的知名度,不愁引不来社会资本,
但余村时刻保持清醒。“不能让百姓的金山银山最终变成个人的金山银山。”俞小平介绍,村里正成立旅游公司,将山、林、土地等资源整合成“资产包”,让村民向股民转变;既然是自己村的公司,人员招聘也是从本村开始,部分村民又能增加一块薪金收入。
鲁家村则专门请广东、上海的设计团队对村庄规划、产业规划,环境提升规划进行统一设计,最终将鲁家村全域划分为18个农村地块,采取公司+村+农场的发展机制实现共建共赢。具体分工为,村统筹土地资源招引农场入驻,公司投资公共设施,并负责具体运营,农场则自主建设并进行动态考核。因考核不达标,村里一家蔬菜农场已被清退,地块被重新规划为高端农业产品农场。
创新:“有形之手”如何作为
□本报记者 付玉婷 张春晓
浙江是资源小省,但在创新上却是“大省”。2017年,浙江“国千”、“省千”人才分别达到672人和1970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增加值达到1.25万亿元,占GDP比重24%。
创新是件“九死一生”的事。驱动创新发展,政府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7月7日山东党政代表团在未来科技城、梦想小镇、阿里巴巴西溪园区——浙江创新图谱上的这几个关键节点考察,所见所闻让代表团成员感受颇深。
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园)今年新启动的“鲲鹏计划”,是一则助推企业上市的计划。未来科技城创新经济促进局副局长傅蓉介绍,未来科技城以购买服务形式与进驻企业合作,开发企业服务大数据平台,每个企业都有一个经由大数据精准运算后形成的运营状况示意图,只要企业在网上有数据,系统就能自动抓取并运算。列入“鲲鹏计划”的企业纤纳光电始终招不到应对产业化所需的工程师,接到“智慧大脑”上传的企业需求,管委会7部门组团上门:人才部门为企业联络专场招聘,其他部门则针对融资、项目审批等提供建议,被企业评价为“雪中送炭”。
随着计划推进,目前未来科技城已从各部门抽调35名精兵强将成立工作专班,每个人都能依靠大数据抢在企业前头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记者了解到,按计划,最快今年首家“鲲鹏”企业有望上市,3-5年内,园区将培育上市企业20家,独角兽企业10家,并借由“鲲鹏计划”不断推动园区企业实现梯次发展。
近年来,一批“小而美”、“活而新”的特色小镇,成为浙江创新天空中亮眼的繁星。未来科技城有人工智能、南湖创新等一批特色小镇“集团军”,其中梦想小镇名气尤其大。
孙达是梦想小镇中“唯创空间”孵化器的负责人。他回忆说,2014年末国家首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时阿里巴巴上市又催生出一批阿里系创业群体,为承接人才,杭州专门抽调骨干力量成立“梦想办”推动梦想小镇快速落地。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底到2017年年中,梦想小镇直接由阿里创业人组建的项目大约占40%以上。
随着各地越发强调科技创新,政府直接建设、运营了一批孵化器。而梦想小镇现有的50家左右孵化器,全部由民间资本运营。管委会招商局根据专业能力和发展潜力引入成熟的孵化器企业,孵化器根据市场规律筛选创新项目,并与基金、导师等一起为创业项目提供培训、投资对接、市场推广、技术支持等全链条服务。一家孵化器的创始合伙人提到,因孵化器相继涌入导致竞争加剧,对项目培育专业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对创业项目而言就有了更好的成长机会。
小镇里并无税收指标这种说法。未来科技城(海创园)管委会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徐来莹介绍,小镇从传统的税源培育转向对创新力的培育,从传统的税收、产值考核转变为对企业人才、新产品等方面的考核。
对企业服务方面,管委会“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育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孟祥胜透露,小镇委托财务、法务、知识产权等专业机构快速专业地解决企业遇到的难题,同时向企业发放能直接用于抵扣服务费的创新券。截至今年6月底,小镇已累计发放创新券2422万元。
“现在小镇里的写字楼、厂房等完全不愁租,‘梦想小镇成就梦想’在杭州创业圈里广为流传。”徐来莹介绍,运营三年,梦想小镇已累计集聚创业项目1519个,148个项目获得百万元以上融资,融资总额达110.22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创业高地。
7月7日下午,山东省党政代表团在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举行座谈会时,省委书记刘家义以“阿里有一朵‘白云’,山东有一片‘蓝天’”作为开场白。借由阿里巴巴提供的线上供应链、线下仓储物流及门店系统信息化管理支持,青岛、济南的不少传统便利店正实现“智慧”变身——不仅能根据周边社区消费习惯进行商品种类的精准匹配,更在生产端引发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变革。阿里巴巴还以淘宝村为抓手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山东245个淘宝村和35个淘宝镇,分列全国第四、第三位。
放在十几年前,人们很难想到这样一家互联网企业能在经济发展中引发如此大的变革。问及阿里巴巴为何将总部放在杭州,马云说,因为这里有创业精神,包容企业发展。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建也表示,所有人都带着怀疑眼光看我们,但都给予了我们全力支持。
创新驱动,很多时候政府最缺的或许还不是办法和可供借鉴的经验,而是包容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