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社,让农民拥有了“议价权”

2017年05月12日 17:28  山东法制报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共提出6个方面33条举措。其中一大举措便是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探索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有效途径,稳妥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落实地方政府监管责任。

 

 

    而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改革,山东是全国惟一的试点省份,2015年年初,国务院批复了山东省的“试点方案”。

 

    “今年年初,我们合作社社员的年度分红比例是12.8% 。”金乡县京信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建强自豪地向记者介绍了去年合作社的成绩。

 

    金乡,大蒜之乡,冷库的作用很重要。如今,冷库已成为杨建强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的平台,它就像一条纽带,将他的合作社和作为社员的农民联系在了一起。

 

    借助农村合作社平台“绑定”一个群体——养鸭户,通过群体的规模效应,进而增值服务取得收益。这就是杨建强他的合作社运作模式。

 

    500多家鸭子养殖户,都集中在合作社这个平台上,合作社除了提供技术服务之外,还统一提供饲料和防疫药品。而正是基于这一点,合作社取得了“议价权”。

 

    “有了平台,才有规模;有了规模,才有议价权。 ” 杨建强表示合作社模式改变了农民的弱势地位。

 

    而同样的模式,复制到了桃的种植和辣椒的种植上。利用合作社这个平台,在全县推广栽培“京信红”富硒晚秋桃和“京信红”朝天椒。现在已在全县推广桃树5000多亩、辣椒3万多亩。

 

    据金乡县政府的资料显示,去年,京信种植专业合作社平均每袋化肥比市场价便宜15—20元,累计供应 6000吨,社员节约生产成本 210 余万元;按承诺高于市场价 0.2元/斤回收社员农户辣椒1800余吨,社员增收72万余元;高于市场价 0.1元/斤回收成员农户大蒜3500 吨,社员增收70 余万元。合作社通过开展农资供应、农产品收购、肉鸭养殖,全年盈利760余万元。

 

    合作社供应的农资为什么便宜呢?杨建强告诉记者,合作社有30多辆车,负责农资的配送。合作社有自己的系统平台,统计农户的农资需求量,农资需求量达到一车规模,就从农资生产厂家直接拉货送到农户手中,这中间少了很多环节,农资价格自然便宜不少。

 

    去年,杨建强的合作社实现利润1180万元,今年的计划是实现利润2000万元。

 

    这个利润,是合作社这个纽带创造的利润。主要的收入来自合作社这个平台之上的“增值服务”。相比而言,信用互助的收益却是很低的,只有10万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符合农村合作金融微利运行的政策要求。

 

    “信用互助微利定位,不以盈利为目的,作为扩大产业项目规模经营的有效资金供给渠道,解决部分社员项目的融资难问题。”杨建强说。

 

    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质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

 

    “合作社对社员发放借款,是有严格程序的。其中,有不良嗜好的没有借款资格。”杨建强告诉记者,合作社严格规定了互助金的“5个不借”:借款人及担保人的信用偿还能力有问题的、有不良嗜好的、家庭不完整的、年龄超过 55岁的、在银行有不良信用记录等情况,都不予以借款。

 

    合作社严格执行信用互助业务“借前调查、借中审查、借后跟踪”的流程环节。在互助金发放前、中、后皆制定了严格的流程和书面材料。请法律专家完善、规范信用互助金发放合同,完善手续;每笔信用互助金采取一户两保制,确保互助金的安全性。

 

    农村合作金融,是农民“联合自治”的一个平台,而不是利用合作金融这个渠道去圈钱、去赚钱。

 

    “合作社这个事儿很有意义。农民之间的借贷,有两种情况:一是高利贷,二是碍于面子不收利息。而合作社这种方式,这对民间借贷其实是一种规范。”杨建强深有感触地说道,“我现在最大的收获是,通过信用合作的开展,拉近了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关系,带动了合作社其他业务的蓬勃开展。一年一两千万元的利润,对大企业是九牛一毛,但对我们这么一个农村合作社来说,大家都很兴奋,都很有满足感。”

 

    本报记者  杜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