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 90年代传销进入中国算起，反传销事业已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如果把公安、工商部门看成反传销的“正规军”，那么民间反传销组织充其量算是“游击队”。缺钱、缺人、缺番号、缺住所……民间组织，成了反传销道路上最尴尬的行者。

　　从传销到反传销

　　一个是天津某传销组织的头目，一个是民间反传销组织的负责人，两个针锋相对的身份在风清扬一人身上出现。只是，前者写满了曾经，后者却是如今。

　　“五名成员，包括我在内，有四个参加过传销。”提起团队的老底，风清扬并不避讳。“不是没想过多招些人，也有不少志愿者要加入我们。但多数是三分钟热情，吃不了这苦。其实也不能怪人家，长年在外，没个固定收入，还受人身威胁，一般人很难受得了。”

　　而这些都曾是他试图说服自己退出的理由。“出差、打电话、公益宣传、网页维护，哪样不花钱？单靠民间捐助和收费解救获得的资金很有限，自己掏腰包就成了家常便饭。就为这，没少挨父母训。”提到父母，风清扬的声音有些哽咽。

　　今年23 岁的风清扬，和传销打交道已有五年。“中学毕业就出去打工，结果被老板骗到天津大港的一个传销组织。跟许多传销受害者一样，从最初的排斥到好奇再到死心塌地，我用了七天时间。现在想想，主要是因为传销的特殊环境会无数次重复谎言，膨胀你内心的贪欲和追求财富的自信。”风清扬说。

　　2009年12月则成了风清扬命运的拐点。此时经过两年的摸爬滚打，他即将升为传销组织的B 级头目。但这时组织内多名骨干分子落网、获罪，风清扬模糊意识到自己所“挚爱” 的事业或许并不合法。直到上线老总将传销的所有内幕告诉自己时，风清扬才惶恐地认识到自己的“事业”是违法的。

　　“一晚上没睡！耗费了那么多金钱、精力，眼瞅着就要成功，到头来却是场梦，还骗了那么多人，想起来心里就空落落的。 但梦醒了还是要面对，我把所有的下线召来开会，道出传销的真相。又把自己的钱分给他们当路费，然后自己凌晨两点离开了大港，当时身上只剩几十块钱。”说起当年的一幕幕，风清扬颇有感触。

　　2010年4 月，在离开传销组织后的第四个月，反传销防骗术工作室成立，风清扬重新迈出了第一步。

　　爱心也需要成本

　　“从不说自己是志愿者，因为有些解救是收费的。”据风清扬介绍，工作室的业务包括公益宣传、电话和网络劝说、协助打击传销、异地劝说、受害者解救。其中，后两项是有偿服务。“好人谁不想做？但像异地劝说就需要求助者提供往返车票与食宿费，毕竟我们也没多少经费来源。经费的另一个来源就是求助者捐赠，至于捐不捐、捐多少全凭他们自己。”

　　当然，如果成本=金钱，问题并不复杂。可惜，这里的“=”更多是被“>”代替。

　　今年8 月份，在江苏丹阳做酒水生意的张先生求助风清扬，他的妻子深陷长沙某“资本运作”项目。“张哥当时想以女儿生病为理由，先把妻子骗出传销组织再当面劝说，但是没成功。因为传销高层不会轻易让人离开传销环境，没有环境的灌输，传销参与者很可能脱离传销组织。后来我们赶去武汉，在那里见到张嫂。但她显然是有备而来，一见面开口就骂，根本没法平静地交流，劝说就这么失败了。”风清阳告诉记者，见面时张先生8岁的女儿一直在哭，那哭声，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咸阳之行，风清扬现在想起仍心有余悸。“当时协助警方端掉一个传销窝点，刚在派出所录完证据，就被传销组织的头目盯梢了，一连几天都遭人恐吓、威胁！”教训多了，风清扬也总结出不少斗争经验，“像当面劝说一定要约在人多的地方，最好两人结伴前往。异地解救一定要求对方先提供交通、食宿费用，以防传销组织头目冒充求助者……”

　　不过，很多问题不是单靠经验就能解决的，譬如身份。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10 条的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挂靠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会员总数不应少于 50个、有固定住所、规范的名称、相应的组织机构以及3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该《条例》第 4条更是明确要求，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

　　记者调查发现，不光是反传销工作室，全国绝大多数民间反传销组织都很难跨过这些“坎儿”。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即使像中国反传销协会这样的业界大腕也没找到挂靠单位，至今仍是有名无分。而该协会的会长，便是被誉为“民间反传销第一人”的李旭。

　　民间反传销：有希望，有迷茫

　　风清扬一直觉得，民间反传销组织有它独特的价值。“工商、公安多是打击传销的组织者，而缺少对参与者的反洗脑教育，导致不少参与者被遣散后仍会参与传销。至于政府的反传销宣传，更多是预防性的说教，以点对面，效果不佳。而民间组织的反洗脑劝说强调工作人员与传销参与者的平等对话，从共同的传销经历入手和对方交朋友。这种劝说显然更具针对性。”

　　“政府打击，民间施治，双方合力才能根除传销的土壤。”风清扬说。

　　只是，这种“合力”的形成尚无制度上的依据。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的刘炜副教授认为，对处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民间组织而言，来自政府的许可、支持与来自社会的信任、参与构成其发展的两个合法性基础。同时，政府也要靠民间组织弥补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政策缝隙，以巩固自身的行政合法性。 合法性的供求机制原本使得民间组织、政府和社会三方联系在一起。而行政合法性的表现之一就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出现。

　　作为新鲜事物，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已在广东、上海等地流行开来。

　　当然，这对风清扬来说还只是美好的设想。“再坚持两年，或许就干不下去了，但心里还是会放不下。”谈到未来，风清扬们揣着希望，但更多的还是迷茫……

　　见习记者 范晓